我们虽然说宗教并不必然有意识地去进行或者决定社会政治斗争，但却不能否认社会政治状况必然会影响宗教观念的转变和宗教徒的社会政治观点，也不否认宗教同社会政治会发生相互的作用。一方面，冷酷无情的罗马社会现实使得弃世禁欲、平等博爱和追求天国的思想进入了基督教；另一方面，基督教的鄙夷现实和禁拜被奉为神的皇帝偶像，又被统治阶级目为「反人类」和「不合作」。所以从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对基督教的迫害时有发生，从零星分散的迫害发展为全国性的，官方操纵的大规模迫害。但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基督教不但未被消灭，反而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在此期间，基督教在组织制度上趋于定型，形成了古代公教会和主教、长老、执事三级教职制，崇拜仪式和圣礼也逐步程序化，最后编定了《新约圣经》正典，产生了一批「教父著作」和「护教著作」，有钱人、知识分子以及统治阶层人士入教者也愈益增多，并逐步控制了教会领导权。帝国当局发现，对于这么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既不可能用暴力消灭，还不如采取怀柔政策使之合法化，利用它作为劝诱群众驯服的工具。公元三一三年，罗马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在米兰会见，联合发表「宽容敕令」(史称「米兰敕令」)，宣布所有宗教同享自由，不受歧视。从此基督教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宗教，并得以收回教产。君士坦丁在战胜李锡尼后，更进一步扶植利用基督教。于三二五年召集基督教「普世主教大会」，确定正统教义，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公会议」。以后直到七八七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在帝国东部共开了七次「公会议」，都由罗马皇帝召集。从此东部教会的历史同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和宫廷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九二年，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终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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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在政治、社会、语言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内，就是基督教逐渐形成的东西两大派。东部的希腊教会(以其传布于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一线和以东的希腊语通行地区而得名，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家政权(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也曾自封为教会元首)，当局时常干预教义的审定和教会的人事组织事务，并把不同意正统教义的异端派别驱逐至帝国边陲地区。其中有阿里乌派、阿波利拿里派、优迪克派、一志派和聂斯脱利派(七世纪经波斯传入中国，称为景教)等等。这同东罗马帝国长达一千年的统一局面和专制政治很有关系。西部的拉丁教会(以其传布于高卢、意大利到北非迦太基一线和以西的拉丁语通行地区而得名，以罗马教会为中心)则独立于世俗政权，甚至干预世俗事务(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曾代表罗马向入侵的匈奴王阿提拉媾和，格列高利一世在伦巴德入侵扰意大利时，曾在罗马城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大大提高了罗马主教的权威。罗马主教宣称其职位乃自耶稣大弟子彼得继承而来，故应列于其它主教之上，为教皇制的确立提出了理论依据。这同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下衰亡，西欧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很有关系。在神学思想上，东部教会受希腊哲学传统影响，较重视具有玄学倾向的三一论和基督论等神学争论，西部教会受罗马法学传统影响，此时争论的主要是罪恶和意志自由等问题。东部教会争论的结果，产生了主张上帝三位一体和基督教人二性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和「卡尔西欧信式」，作为这两项教义的正统标准。在西部，奥古斯丁主义战胜了贝拉基主义，奥古斯丁的「原罪论」、「恩宠论」和「预定论」对后世西方正统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上帝之城》更为中世纪西欧的教权至上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另一位拉丁教父哲罗姆整理和重译了《圣经》拉丁文本，即后世通行的法定「通俗本圣经」(Vulgate)。教会的组织、修院制度和崇拜仪式也在格列高利一世统治下进行了改革和整顿。随着罗马教皇在西部教会的地位日益提高，东部教会在东罗马皇帝支持下同罗马教会的对峙也渐成定局，最后终于导致了一○五四年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